易卜生1877至1882年发表的四部剧作：《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均被冠以当代现实主义或社会问题戏剧的称号。使这一称号显得恰如其分的是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1、 它们以社会问题为讨论主题。
2、 它们持批评社会的观点。
3、 剧情发生在当代背景之下。
4、 它们所表现的是凡人俗事。
探讨问题
丹麦文学评论家乔治•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1842-1927)，是现实主义风格在北欧地区获得突破的伟大先驱。1871年在哥本哈根大学，他以《19世纪文学的主要潮流》为题，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其内容在1872至1890年期间以图书形式出版，共六卷）。他在讲座上就即将成为社会批判现实主义的新文学形式做出以下宣言：
“今天，文学的生命力是通过讨论（社会）问题来显示其存在的。因而，我们可以举例说：乔治桑探讨了两性关系、拜伦和福楼拜探讨了宗教、普鲁东和斯图亚特•米尔（Stuart Mill）探讨了财富、屠格涅夫、斯比尔哈根（Spielhagen）和奥吉埃（Emile Augier）则探讨了社会现状。不探讨任何问题的文学，等于是处于失去意义进程中的文学。”
挪威社会批评现实主义的代表：易卜生、比昂松、赖伊（Lie）、贾博格（Garborg）、齐耶朗（Kielland）和斯克拉姆（Skram）均接受过布兰德斯的启迪。在易卜生上述四部剧作中，我们能够看到布兰德斯在讲座中所列举的一些社会问题：《玩偶之家》的探讨主题是两性之间的关系；《社会支柱》和《人民公敌》的主题是社会现状中的特殊问题（如社会道德、多数暴政、商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和环境利益的矛盾等）。
社会批判
在他的现实主义戏剧中，易卜生努力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阴暗，伪善、虚伪、暴力和操纵行为，不懈地要求得到真理和自由。真理、解放、自我实现和个人自由是作品中的关键词汇。在《社会支柱》中，洛娜•海斯尔小姐道出了全剧的结论，她说：“真理和自由的精神——是社会的支柱。” 易卜生的剧作《群鬼》闪烁着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支柱，婚姻制度和基督教义，的光芒。剧中还触及了典型的禁忌话题：乱伦、性病和安乐死。这使他和持有相同观点的人成为那个时代的争议人物。他们的作品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绝对的愤怒。回顾当年，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一些作品对各项社会运动所产生的巨大意义。在世界几乎所有文化中，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对妇女解放运动具有像《玩偶之家》那样重要的意义。
当代观点
从《社会支柱》开始，易卜生所有剧作的情节都以当代社会为背景（由此产生了“当代戏剧”这个术语）。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要求自己深入当代生活并为自己打上时代的烙印。那时，民族浪漫主义的历史剧已经成为过去，古代的神明和英雄、罗马的皇帝和强大的国王已经被“你我之辈”所取代。剧作的情节都应该带有时代的印记。
易卜生最初（1878年10月19日）为《玩偶之家》所作笔记的标题是“当代悲剧笔记”，而“当代悲剧”的说法，则足以说明问题。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并没有在形式方面进行激进的试验。例如，剧中保留了经典的三统一原则，即时间、空间和行为的统一。剧中的创新部分，是现代冲突的题材，是发生于舞台上的时事主题。
凡人俗事
1883年8月，瑞典戏剧家奥古斯特•林德伯格正准备将《群鬼》搬上舞台（1883年8月22日在赫尔辛基的演出是该剧在北欧及欧洲的首演），易卜生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
“语言必须让人听上去感到自然，表演形式必须符合人物的个性；一个人的表达方式肯定和另一个人的不同。在这方面，排练过程可以纠正许多谬误；也就是说可以从中听出来哪些台词不够自然和比较勉强，哪些地方因而需要反复改进，直至获得完全可信和真实的表现形式。戏剧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众的感受，要使他们感到，他们坐在那里听到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在他的当代戏剧里，易卜生十分关心让观众（及读者）目睹一系列可以很容易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这就要求剧中的人物言行自然，剧情带有日常生活的印记。剧中的角色不能够像在《布朗德》和《培尔•金特》里那样以诗歌代替语言。不符合自然的独白和旁白（如在《海尔格伦的海盗》里那样）因此被排除。现实主义戏剧的目的在于为观众提供真实可信的幻觉。
撰稿：易卜生网络/闫斯-莫腾•汉森